文/樊 振

邓演达1895-1931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血腥屠杀共产党人。三个月后，受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拥护的武汉政府领导人汪精卫也干起了同样的勾当，继续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惨遭失败。宋庆龄、邓演达等人秘密前往莫斯科，像当年的孙中山一样，寻求支持，却没有得到苏联政府的积极回应。邓演达拒绝了斯大林安排他做中共领袖的要求，在与宋庆龄、陈友仁联名发表《莫斯科宣言》后，悄然来到柏林，与宋庆龄一道筹组新的革命领导机构，以实现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

 

斯大林提议把邓演达树立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1927年5月，宋庆龄同邓演达、陈友仁、彭泽民、徐谦、陈其瑗等交换意见，“相约集合同志，为继承孙中山的遗教而奋斗到底。”同时邓演达和谭平山也就组党问题多次商谈，都主张建立一个新的组织，以继续领导国民革命。

此后，邓演达、谭平山又分别与章伯钧、郑太朴、施复亮、陈公博等谈组党问题，他们认为：国民党已经搞不下去了，陈独秀也搞不下去了，中国需要另组“第三党”，以统一革命的领导，筹组新党的重任落在了宋庆龄和邓演达的肩上。

8月15日，邓演达秘密抵达莫斯科。应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邀请，8月17日，邓演达作了《中国革命最近的严重局势之由来》的报告。在他看来，左派的最大缺陷，“就是由始至终无一个主要的具体的政纲”，“左派始终未曾准备和决心与右派决斗”，“太讲究上层的外交工作而不注意下层的充实工作”，“不努力于革命的武装力量的组织”。他后来组织领导的第三党斗争就是针对这四个方面着力加强的。

1927年冬的一天，邓演达和斯大林会面。据宋庆龄和邓演达在莫斯科时候的秘书章克回忆：在谈话中，斯大林开口就说“中国革命是因为指导者的路线错误而失败。我们要中共指导者陈独秀休息，不要再参与工作。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你加入共产党，成为新共产党的领导者。”邓演达委婉地拒绝说，“我不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但是，我希望中国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在和斯大林的谈话中，涉及到了苏联农业集团化的问题，邓演达说苏联集团农场的方法不适合中国。邓演达说：“正如您（斯大林）所知道的那样，中国是家族社会。我们中国人只知道家的存在，不知道国家的存在。我们用的一切都是从家里带来的。父亲的话就是法，祖父的话是圣旨。所以，集团农场，或者其他形式的农场都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只是，合作社是个比较好的方法。我们想的是，可以先把土地国有化，再分配给农民，由各家各户承包耕种。国家的任务是提供大型机械、水利事业、品种改良和教育。其他的则不干预农民。”从晚上8点一直谈到凌晨2点，由于他们对农民与中国革命、国共合作以及苏联农业集团化对中国的适用等问题观点不一致，最后斯大林说“以后有时间再作研究”，两人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邓演达是一个有主张有魄力的人，在没有弄清情况，没有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时，他是不肯随声附和的。

作为在莫斯科的三个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另两位是宋庆龄和陈友仁），邓演达公开表示：中国革命者应该同苏联保持亲密的同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中华民族要自求解放，共产国际只能提供友谊上的赞助，断不能将中国解放的任务完全听由共产国际摆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干预只会破坏中国革命，只会无限期地延长中国的痛苦。邓演达的意愿，是恢复“真正国民党左派”领导，联合共产党等革命势力，继续努力实现国民革命的未竟目标。

9月6日，宋庆龄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外长李维诺夫、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以及新闻记者的热烈欢迎。她发表书面声明说：“孙中山去世了……在他去世以前，他要我替他访问莫斯科，所以我这次是代表他……我们确信在未来的斗争年月中，苏联人民必将继续给予我们援助。”然而，事与愿违。

在此后的日子里，宋庆龄的“苏联人民必将继续给予我们援助”的“确信”，并没有得到苏联政府的积极回应。

 

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

 

为组建新的革命组织，邓演达一方面函促谭平山、章伯钧等人，要他们在国内尽量团结国民党左派和一切革命分子；一方面写信给在香港的彭泽民、何香凝等人征求意见，邀请他们“共同发起建立革命的组织”。此外，还分别与叶挺、郑太朴、季方、黄琪翔等互通信息。

得不到莫斯科的帮助，1927年10月，邓演达与宋庆龄、陈友仁等在苏俄南部的高加索商议，一致认为中国革命不能中断，为了复兴中国革命，有必要先成立一个“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构”，这个组织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中国式的、贯彻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团体。关于这个“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构”的名称，宋庆龄说：“我们还是要按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去做，现在要的是行动和行动的人。”陈友仁提出：“我国华侨对国民党有感情，为了能对华侨发生影响，还是要把‘国民党’摆在前面。”经过多次商谈，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将这个新的革命领导机构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由邓演达起草宣言。三人认为，既然没有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在呆下去已经没有意义，要么回国要么到第三国家去。最后决定邓演达去德国、陈友仁去法国、宋庆龄去美国。

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联名发表了由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简称《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宣言》中引人注目的有三点，一是“宣告南京武汉的伪党部中央之罪过”，不承认其作用；二是高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委会）的旗帜，“临时行使革命领导之机能”，立即着手筹备召集中国国民党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以解决一切革命问题”；三是到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成立之日起，该会职权即行撤销。在《莫斯科宣言》发表后，按照预定计划，陈友仁离开苏联前往法国，邓演达前往德国柏林。国内的谭平山、香港的彭泽民等人与宋庆龄、邓演达遥为配合，开始为筹组新党做准备。

 

邓演达是宋庆龄当时唯一的知音

 

虽然宋庆龄与邓演达曾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称在莫斯科发表过宣言，但实际上这个组织仍未准备就绪。

1928年5月4日，宋庆龄移居柏林。为了使宋庆龄能安适地在德国生活，邓演达特意把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的章克调到柏林。邓演达经常到宋庆龄的住处，交换国内信息，分析当前国际和国内的形势，以及如何进一步开展革命工作。并初步拟定了党的宣言、政纲草案寄回香港，由彭泽民转内地秘密传阅，征求意见。还打算拟定出一个好的土地革命纲领，作为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基础。

邓演达认为，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思想，但怎样实现，还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他对中国社会现状作了详尽分析。

宋庆龄非常赞赏邓演达：“在柏林的几年中，有一部分国民党员，邓同志在其中组织了一个学会并加以领导。因为他对于历史、经济、哲学等学科全有渊博的知解及明锐的识断，使那些接近他的人，都能获极大的教益，并更深切了解中国革命前途所可遭遇的种种问题。他分析世界大势和其相互间的关系，是那般地清楚而一无疑点，解释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又实实在在是处处引人叹服。”

更使宋庆龄感动的是，邓演达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彻底了解和忠诚实践，使他成为她当时的唯一知音。她说：“对于总理的教义和政策，邓同志是彻底地了解，而又努力的想将其实现。”在柏林这段时期，邓演达提出了“农工平民革命”的理论。

组建新党的工作在秘密进行。1928年8月，章克接受邓演达和宋庆龄的命令，从汉堡到纽约，到美国国内从事中华革命党的组织活动。在柏林，正如宋庆龄所预期的，从国内来的朋友们陆续聚集。

邓演达给宋庆龄亲笔信

 

“第三党”宣告成立

 

1928年3月，在上海一家外国人开办的旅馆里，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召开，谭平山主持了会议。会议宣告了中华革命党的成立，组成了中央领导机构；邓演达被选为党的总负责人；决定在邓演达没有回国前，由谭平山代理其职务。

中华革命党陆续在北平、天津、江苏、安徽、四川、陕西、江西、山东、福建等地区成立地方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中华革命党”的名称初定之后，谭平山还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起草了《党纲》和《政纲》。中华革命党一成立，就有人函告在德国考察的邓演达。

1929年夏，传来中山陵竣工的消息。宋庆龄要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活动。邓演达考虑自己暂时还不能回国，而宋庆龄的特殊身份又不便在国内从事具体的组织工作，因此派黄琪翔作为宋庆龄的秘书陪她回国，一方面照料她的旅途生活，另一方面回国进行联络工作，为邓演达回国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作准备。

9月初，邓演达离开柏林到德国南部进行考察；以后又到法、英、瑞士、意大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国。此时，国内的中华革命党组织境况渐趋复杂混乱，活动经费没有来源，谭平山很少筹措的办法；军事活动打不开局面，谭平山束手无策。章伯钧等人反对谭平山再搞下去，党内无形中分为谭平山、章伯钧两派。

1930年5月，邓演达经过长途旅行经由香港秘密回到反动势力笼罩下的祖国。“目睹独裁专政下的政治腐败、经济破产、工农大众生活的痛苦，如水益深、如火益煎，民族危机深重，国难日亟。他益感肩荷中国革命的重任，实责无旁贷，遂与同志友好，日夜商讨，审察客观形势之需要，草拟革命纲领。”他认为，要团结受过国民革命思想熏陶，不满于蒋介石统治的人，国民党这块旧招牌还有一定的用处，因此主张中华革命党改称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8月9日，在邓演达主持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在上海萨坡赛路290号黎锦晖的住宅召开。会议通过了由邓演达起草的党的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自此，“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1931年11月29日，中国反动的统治者蒋介石，在南京枪杀了这位卓越的革命领袖、优秀的军事家、政治家、我国民主党派的开创者邓演达先生。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几经更名，成为延续至今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与共产党一道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

青年宋庆龄与邓演达等人在莫斯科1927年

 

（作者：《沈阳农工》特约作者、农工党连云港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